
艾斯特·洛博士
我最近有幸参加了与美华慈心关怀联盟 (CACCC) 创办人陈明慧 Sandy Chen Stokes、理事会共同会长 Gary Lee、物理治疗师 Janet Lee 以及护理教育者 Nancy Chiang 一同前往中国,与世界健康基金会 Project HOPE 的 Linda Dong 合作,进行缓和疗护及生命末期疗护的培训活动。
今年是首次在武汉举行安宁疗护医师培训师的培训课程,也是第七届护理培训师的培训课程。之后我们前往北京,并在当地举办了首届安宁疗护护理培训师的培训课程。在八天的培训过程中,我们各自负责了数个与生命末期疗护相关的主题教学。这是我第二年参加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再次能够贡献其中,让我感到无比荣幸。
在中国,对于生命末期疗护的关注正在明显的增长,政府政策也积极支持其发展。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护士渴望学习这一主题,同时也有更多的医生希望参与其中。
在此次行程中,我观察到中美在提供生命末期疗护上的几个显著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是在传达严重疾病的坏消息时的沟通方式。在中国,医生通常会先与家属沟通,而不是直接告知病人。例如,当诊断出第四期癌症等严重病情时,许多人认为情绪上, 病人无法承受坏消息或糟糕的预后。这种观念深植于传统的孝道文化中,因此家属往往选择积极治疗,即使这些治疗可能并不符合病人的个人意愿。另一个差异是有关舒适疗护。在美国,在生命末期阶段通常会放弃维持生命的治疗,例如静脉补液和营养。然而在中国,即便在安宁疗护情况下,这些治疗仍被视为舒适疗护的一部分。
除了教学,我们还有机会参观了北京的多家住院安宁病房,并参与了湖北癌症医院的病人个案讨论和医院查房。在中国,安宁疗护主要都在医院进行,而不像美国多数是在病人家中进行。另外我还注意到,许多中国医院设有中医科,使用中药和针灸作为症状治疗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对西方治疗方法中很好的辅助疗法,能更全面地缓解病人的症状。
这趟旅程中另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参观泰康的纪念公园和一家养老中心。该中心位于北京郊区,有超过3000名住户。除了生活设施外,该中心还包括医院、急诊室、住院安宁疗护单位,甚至还有为逝者准备的遗体防腐处理室。这种全程式的长者服务模式令人印象深刻,也提供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最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与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经历,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每一位成员的心。
今年,武汉举办了首届生命终结期培训师培训,也是第七届年度护士培训师培训。随后,我们前往北京,在那里举办了首届护士培训师生命终结期培训。在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分别教授了几个与生命终结期护理相关的主题。这是我第二次参与这项意义深远的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再次贡献力量。
在中国,人们对临终关怀的兴趣显然在不断增长。政府的政策也在积极鼓励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护士渴望学习这门学科,而越来越多的医生也渴望参与其中。
在这次旅行中,我观察到中国与美国在临终关怀方面存在一些关键差异。其中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在告知患者患有严重疾病的坏消息时,沟通方式存在差异。医生通常会与家属而不是患者交谈,告知患者患有第四期癌症等严重疾病。许多人认为,患者在情绪上无法应对坏消息或预后不佳。这种信念植根于传统的孝道观念,往往导致家庭会寻求更激进的治疗——即使这种治疗可能与患者的个人意愿不符。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安宁护理的概念。在美国,我们通常在临终关怀阶段放弃维持生命的治疗,例如静脉补充水分和营养。然而,在中国,即使在临终关怀机构中,这些治疗仍被视为安宁护理的一部分。
除了教学外,我们还有机会参观了北京的一些住院养老院,并参与了湖北癌症医院的患者病例讨论和医院巡诊。在中国,养老院主要是在医院内提供服务,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在患者家中提供服务。另一个我注意到到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国许多医院都会设有传统的中国式护理单元,其中中医药材和针灸被用作治疗症状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对于西方治疗方法在帮助患者应对症状方面所做的贡献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们这次旅行的另一个难忘之处是参观了太仓的纪念公园和老年护理中心。位于北京郊区的老年护理中心收容了超过3000名居民。除了生活设施外,该中心还设有医院、急诊室、住院姑息治疗部,甚至还有一个用于存放已故患者遗体的冷冻室。这种针对老年人的全方位服务模式令人着迷,也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的内容。
最后,我们所遇到的人们的款待和奉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是文字所能表达的体验,而是深刻触动了我们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