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hinese American 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https://caccc-usa.org/zh_tw找尋我們的路 13 - Chinese American 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rich600338<blockquote class="wp-embedded-content" data-secret="DiMNmmMkfc"><a href="https://caccc-usa.org/zh_tw/%e6%89%be%e5%b0%8b%e6%88%91%e5%80%91%e7%9a%84%e8%b7%af-13/">找尋我們的路 13</a></blockquote><iframe sandbox="allow-scripts" security="restricted" src="https://caccc-usa.org/zh_tw/%e6%89%be%e5%b0%8b%e6%88%91%e5%80%91%e7%9a%84%e8%b7%af-13/embed/#?secret=DiMNmmMkfc" width="600" height="338" title="找尋我們的路 13 — Chinese American 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 data-secret="DiMNmmMkfc"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class="wp-embedded-content"></ifram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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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暴力與意外死亡﹕第二犧牲者（十二月二日發表）（編輯﹕這是十五篇面對人生末期如何保持尊嚴和品質系列的第十三篇）（邊題﹕死亡 – 暴力 – 幫助﹕KRT）（相片）/Charles A. Corr / 鍾純香 譯 1997年4月29日晚上十點半，Cheryl 和 Joe Wieromiej 成為了“第二犧牲者”。他們的家人匆促的打了一個電話到紐約州 Albany 市他們家裡，在他們還沒有看到晚間新聞之前告訴他們，他們的兩個孫子在三十里外的一個小鎮去世了。因為她的第一個孫子Kevin 在1991年因嬰兒暴斃症死亡，Cheryl 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要，不要，我不能再承受這個打擊，不能再兩個孫子都失去。」事實上，情形更糟糕。在那個可怕的晚上，Cheryl 的女婿 Ken Ogert 用手槍打死了他 26 歲的妻子，也就是 Cheryl 的女兒 Sharon，他的五歲兒子 Kenneth, Jr.， 和他 二十二個月的女兒 Chyenne，然後自殺身亡了。Cheryl 相信，Ken 一直未能接受六年前Kevin 的死。那一天晚上Ken突然神志失常。那天是 Kevin 葬禮的週年。那一天晚上， Cheryl 和她的家人被這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從頭猛衝，把他們的世界粉碎了。意外的死亡如宇宙的掌擊一樣，給遺留下來的人一個強力的震撼，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承受這麼大的打擊。專業人員叫他們“第二犧牲者”。在最好的情況下，生存者不但能夠應付，而且能夠走出陰影，改變他們自己和周圍的人的生活。如果不幸，喪失親人將控制他們的一生，使他們失去生命的意義和快樂。如 Cheryl 所說：「我不希望這哀傷成為我的敵人，我不希望任何人經歷這些。」如同致命的西洋骨牌效應一樣，每一個突然和沒有預想到的死亡，估計會直接影響其他十個人。以此比例計算，我們的社會每天將會因意外、自殺、和他殺而產生4,100位新的第二犧牲者。令人更震驚的暴力行為 ─ 從Colorado州 Colunbine 高中的槍擊到奧克拉荷馬市的轟炸 ─佔去了電視的最佳時段和報紙的頭版新聞，但實際上這種事件比較少。在所有暴力和意外死亡裡，因車禍引起的為數最多。在美國，車禍是橫死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1998年有43,500人因車禍喪生，是所有因受傷死亡的 28.8%。槍械是因受傷死亡的第二原因。1998年有30,700 人因槍枝傷亡。近年來因車禍和槍械死亡的人數在減少中，但是美國在這方面繼續領先其他已發展國家。在警察，記者，和攝影師離開後很久，家人和朋友們花了多年努力恢復原來的日常生活。對 Cheryl Wieromiej 來說，她感到憤怒。當她痛苦的面對這個多人死亡的事件時，「使我維持神志正常的唯一原因是，」她說，是因為她深信她的女婿「在正常的精神狀態下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來。」四個人的葬禮須要同時做安排。而且兩週以後的母親節，家人須要面對清理血跡斑斑的公寓的可怕工作。「這是人們從不會想到的事情。」Cheryl 說。因為 Cheryl住在外市，而且跟死者有不同的姓，她避開了媒體的追問。但是在她社區的一些人批評家人把她那殺死了其他三個人的女婿也在一起舉行葬禮。其他第二犧牲者往往發現，他們的哀傷因犯罪者的法律程序被延遲─而該程序他們只有很少的影響力─時間被拖了又拖。有一位哀慟的父親甚至被謀殺他兒子的辯護律師傳訊去做證人，這並不是要他實際上在審判上做證人，而只是要阻止他進入法庭，由此避開同情他的陪審團的眼光。當這些被遺留下來的人向他人求助時，他們往往發現支持哀慟的人越來越少，因為不但住在附近的親戚減少，連以前在鄰居中、教會裡、和其他社區裡所能找到的堅強友誼現已寥寥無幾。Cheryl Wieromiej […]